走向更大、更深广的视觉拼贴
----余海波的摄影之路

顾铮

最早知道余海波的名字是因为他那幅获得1986年国际和平年最高摄影奖项“国际和平杯”的《远古的梦》。这件充满了苍劲的历史感的作品,显示出余海波对于运用摄影媒介展开人文思考与探索摄影语言特质的双重兴趣。而此时,也正逢中国现代摄影开始走上一个多姿多彩的道路。青年余海波以他的摄影呼应了这一波摄影实验新潮。
而他于1988年面世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系列(8幅),则再次展示了他的创新能力与活力。这组将各种矛盾、冲突的视觉素材组织成一个富于哲理与幻想色彩,反映了一个青年对于人生、历史的丰富感受力与优异的表现力的作品,实际上成为了第15届全国摄影展览“个人风格”类作品最高奖的作品。这组作品可说是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在60年后的中国的一次遥远的回响。在当时的中国摄影生态中,这是最具“现代性”的摄影作品之一。
摄影蒙太奇这一完全出自于西方现代主义实验思潮的手法,一直以来,在中国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既没有人从艺术表现的层面展开深入的实验,也没有人从理论方面作过深入的研究。而作为一种打破了传统绘画的时空一致的透视法则的手法,摄影蒙太奇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文化史中,其地位之重要实在不可轻视。作为一种视觉意义的生产方式,摄影蒙太奇与电影蒙太奇、绘画中的拼贴、文学中的意识流等已经成为一种天然的合法性手段的“拼贴”,在观念上完全一致,在手法也有共性。

然而,在中国,只是在1930年代的包括画报在内的现代大众报刊中,有一些并不集中的探索。但那并不是出于纯粹的艺术表现的要求。因此,摄影蒙太奇可说是中国现代摄影史上的一个空白。而余海波的这组迟来的作品,则终于把中国现代摄影在这方面的历史缺漏,作了有意义的补缺。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这组作品在中国现代摄影史上,仍然具有极大的标志性意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作为一个当时也热衷于现代摄影实验的同路人,由于当时的时空阻隔,我虽然无缘与余海波展开直接的交流,但我是始终关注着并时刻期待着他的富于实验色彩的摄影探索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极具实验精神的青年摄影家,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即使有,这些人也往往受制于当时现实的种种限制,显出相当的狭隘与肤浅。而余海波的实践,尤其是在运用摄影蒙太奇手法展开艺术探索这一点上说,无论从观念还是手法上看,都可以说是最完整、最为娴熟、也是最为成功的作品。因此,他受到我在内的许多摄影青年的关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正当人们期待他的拿出更多的具有实验性的作品时,从新闻摄影专业毕业的余海波,居然断然“金盆洗手”,告别前卫实验,来到南方的改革前沿城市深圳,埋头于新闻报道摄影。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新闻摄影与他以前的前卫艺术实验正好相反,那是一个看起来与想象力无关,受制于许多因素,而且大多数是人为的甚至是无耻的、不可理喻的现实因素,因而是现实性很强,不容“发挥”、更不许“想象”的视觉传播样式。显然,这种制约对于余海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十多年时间里,余海波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以他特有的敏感,报道了处于巨大社会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他的照片里,我们看到了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有可能在中国的出现的各种新人。如他的反映城市移民的《通途》,应该可以说是及时触碰到了移民这个“新人类”的最早的新闻摄影作品之一。我们也透过他的镜头,看到了古老文明在现代社会的样貌,如他的《高原西藏》。而高度的社会问题敏感,也使得他较早地关注到了城市化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他在1995年就拍摄了深圳的卖淫女专题。新闻摄影记者,见证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他报道了像香港回归这样的重大事件,并从解放军部队进驻香港这样的特殊切入点来反映香港回归。而他的《痛别传销》,则为他带来了《人民摄影报》1998年年度新闻类非突发类金奖的荣誉。
而对于他的工作的最新鼓励,则是2005年首届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简称华赛)颁发的文化与艺术新闻金奖。他的获奖作品是《深圳青年的音乐冲动》。这组作品表现了中国青年对于现代生活的大胆追求,拍摄手法灵活多变,从色彩、构图、瞬间捕捉到图片编辑都新意迭出,切合主题所内包的奔放与活力,也可以说是他历年来的新闻报道实践所做过的一系列综合性尝试的一次整体性演出。

余海波的这些摄影报道作品,无一例外地见微知著,从独特的视角出发,见证时代的变迁,提示社会的问题。正如他所说的,“摄影记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判断和选择图像信息价值的重要基础。在新闻摄影题材中,以人为中心题材的照片为受众所关心。那些在整个社会发展历程中有重大影响力,引起公众关心和关注的事件、人物等重大新闻题材,公众身边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新闻题材,灾难性题材,以及新闻事实奇特、充满情趣、富有人情味的报道题材等,都成为摄影记者选择的目标。”

余海波从摄影语言探索起步,最终走向以社会世相为主要目标的新闻报道,其中经历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思考,都成为了他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果说他最初的摄影实验,是对于人类文明社会的“思接千载”的超时空影像对话的话,那么他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之后的作品,则是因了他与现实的深深的纠缠而唤发出来的对于实实在在的人间世相的贴近观察,是他对于人性的深度解剖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实验。

对于语言形式的探索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余海波,在经历了新闻报道摄影的洗礼后,对于形式有了更深入的体认与体会。他在《深圳青年的音乐冲动》这组作品获奖后说:“我最讨厌的是刻意地为了形式而拍照片。我要摆脱这一点。我曾经追求过非常个人化的超现实的东西,但是新闻摄影与此完全不同,它最重要的是记录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不应该把主题硬放在其中。”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于“形式”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他的“讨厌形式”,讨厌的是那些“硬”是强加于题材的形式,而这样的外在形式只是摄影家本人对于现实的主观赋予与扭曲,既无对于事实的尊重,也不能提示事实背后的内在。而真正意义上的形式,其实是超越了外在形式的形式,内化在主题之中,可见而又不可见。其实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摄影家或者是一个优秀的视觉工作者来说,在到达一定的人文与专业的修养高度后,形式已经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他对于形式并不生硬的排斥,甚至更为苛求,而且这种苛求早已经渗入摄影家的血液,化作摄影家的视觉无意识与生理本能。此时,更高意义上的形式,已经与身体不可分割,而且已经不能抛弃,而且也不应该抛弃。我想,余海波的摄影,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对于形式的一种要求与贡献。从摄影蒙太奇这样的拼贴,到一组组、一张张反映社会人生世相的新闻报道照片,其实,余海波一路走来的,向我们提交的,不就是以另一种方式叠合起来,有关我们现实世界的更大、更深广的视觉拼贴?

顾铮

(上海复旦大学视觉艺术系教授著名策展人)